建国过程所草拟的联邦宪法已规范这些“潜在问题”，将它们安置在“适当”的位置。
这个“适当”或许未必“正确”，但却是大马立国的宪法精神，也代表着族群之间的社会契约。
泛政治的扭曲，纵容煽动性言论横行，狭隘的单一思维生根，矛盾也开始扩大。各种原定的共识如今也慢慢崩溃。
各种不利因素，近期似乎冲着我们而来。从政治、宗教、种族，甚至企业财经人士开始不客气地批评当下的情况。
先有亚航老板东尼费南德斯、接着是维珍创办人布兰森，尔后是大马银行集团主席阿兹曼。他们的内容都围绕在，招商吸引外资和外国人对我国形象的负面评价。
许多人陷入矛盾挣扎中。这边厢以多元自豪，那边厢却排他，堕入多元现代化，以及单元保守化的泥沼中未能自拔。
类似马来中心的霸权论，悄悄通过某方委任的承包商（土著权威组织）广为宣传，狭隘和心生怨恨的论调，破坏文化能量、经济动力和社会生命力。
种族、宗教和文化引起的政治难题，并非近期才出现，但却是目前才日渐严重。若从政治切入点来看，不难发现问题的根源早已存在于我国的历史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