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国过程所草拟的联邦宪法已规范这些“潜在问题”,将它们安置在“适当”的位置。
这个“适当”或许未必“正确”,但却是大马立国的宪法精神,也代表着族群之间的社会契约。
泛政治的扭曲,纵容煽动性言论横行,狭隘的单一思维生根,矛盾也开始扩大。各种原定的共识如今也慢慢崩溃。
各种不利因素,近期似乎冲着我们而来。从政治、宗教、种族,甚至企业财经人士开始不客气地批评当下的情况。
先有亚航老板东尼费南德斯、接着是维珍创办人布兰森,尔后是大马银行集团主席阿兹曼。他们的内容都围绕在,招商吸引外资和外国人对我国形象的负面评价。
许多人陷入矛盾挣扎中。这边厢以多元自豪,那边厢却排他,堕入多元现代化,以及单元保守化的泥沼中未能自拔。
类似马来中心的霸权论,悄悄通过某方委任的承包商(土著权威组织)广为宣传,狭隘和心生怨恨的论调,破坏文化能量、经济动力和社会生命力。
种族、宗教和文化引起的政治难题,并非近期才出现,但却是目前才日渐严重。若从政治切入点来看,不难发现问题的根源早已存在于我国的历史中。